【中国稳健前行】中国成就源自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

原标题：【中国稳健前行】中国成就源自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四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体制。这套体制保证了政治稳定，形成了有效治理并实现了发展有方。党的领导下有效治理体制的优势体现在权威高效的组织和整合，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弹性和可调适性，执政党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以及具有约束与激励并举的制度效应。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体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从传统看，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决定国家的“整合任务”优先，而有效整合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从现实看，以“复杂中国”为基本语境的当代中国要实现有效治理，必须有能够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领导核心。

新中国成立即将七十周年，尽管仍在不断发展之中、还有诸多有待改革之处，但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新中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下取得的成就无法否认，环顾世界几乎无出其右者。人们不禁要问，这七十年的治理缘何成功?这不仅是对过去成绩的回顾，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有益启示。

七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体制。这套体制，一是保证了政治稳定，为发展提供了秩序基础，这是任何社会共存、合作与发展的前提;二是形成了有效治理，能够把国家发展的战略、政策与意图变为现实，有着相对高效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三是实现了发展有方，极大推进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寻求富强”而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夙愿。

治理优势源自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要“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体制是新中国七十年有效治理和治理优势的根源。执政党本身建构了一套自上而下、全面覆盖、上下联动、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这种组织体系囊括五级政党机构和所有基层组织，同时覆盖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并以组织化形式进入立法机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群团等机构，通过党委(党组)的组织领导、政策贯彻、干部选拔任命、学习教育活动和监督考核等具体机制实施制度化领导，拥有一套完整的党的领导制度。这套体制中，横向来看，各个系统集中于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领导之上;纵向来看，党的内部又存在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领导;纵横交错中权威最终集中于党中央。整套体系因此形成了一个覆盖各个系统、各个层级的整体性结构。

相比较而言，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一些治理难题。发达国家主要是“议而不决”，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在于“决而不行”。前者出现了“否决性政体”，权力部门间、政党间过度分权，难以凝结共识，出现政治碎片化，常常陷入政治僵局。后者则主要是“政府无能”，难以完成维持秩序、发展经济、提供社会福利等基础任务。那么，党的领导下有效治理体制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权威高效，能够实现党的意志和政策目标，完成治国理政的基本任务与功能，实现国家有效组织与整合。

第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保证制度具有长期稳定性，不因一时一地某些特殊或具体利益而变动，而是着眼于长期目标、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步骤、有计划、有战略、分轻重缓急地接续完成治国理政的任务与目标。这一稳定性和长期性由于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性质进一步强化，因而具有更为远大的历史性目标追求。

第三，具有制度弹性与可调适性。制度的长期性与制度弹性并不冲突，在制度目标和战略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具体制度不能过于僵化、脱离现实。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问题导向型”政党，执政过程中的政策拟定与选择，能以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薄弱环节、具体目标为中心，根据问题与目标不断调整战略与政策，根据不同问题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少西方学者特别看重这一点，把强调问题意识、实践导向的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能够不断“自我调适”的“弹性”政党，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第四，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除制度僵化外，西方国家还存在“家族制复辟”的倾向，制度仅代表部分特权阶层、精英群体的利益。实际上，不仅如此，就其政党本质而言它就仅具有部分代表性，西方不同政党代表着不同群体或阶层利益，其执政后的政策自然也会如此。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它是大众代表型政党，其性质决定了它领导下的制度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

第五，具有约束与激励并举的制度效应。中国共产党内部拥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制度，这是其治国理政能力的制度保证，也是整个组织初心与使命、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制度也有激励的维度，通过学习制度、竞争制度、提拔制度等，激励干部干事创业、完成治理任务。

有效治理体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效治理体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首先，从传统看，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决定国家的“整合任务”优先，有效整合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传统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如何将一个大国整合与组织起来”。上古三代之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面临的首要问题即是秩序重建、国家整合。秦国通过强力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虽有变迁，但实质上“二千年皆行秦制”。维系大一统帝国是传统中国治理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历朝历代持续面对边疆外患，基本一直借助“中央集权”加“周边相对自治”的多元复合帝国模式维系一统局面。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大动乱之后，无论隋唐还是宋明，其首要目标仍是再度统一、帝国重建、秩序稳定、长治久安。近代中国亦如此，清末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传统中国彻底解体，整个体系系统性失败，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了根本任务，整合任务更加凸显。真正完成近代中国重新整合的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国民党等各种政治势力均无力完成的组织社会这一基本任务。

其次，从现实看，当代中国实现有效治理，必须有能够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领导核心。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语境是“复杂中国”的国家治理。“复杂中国”至少包含四个维度，其一，巨型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世界上具备如此地理、人口等客观要素的国家并不多。其二，多元社会。这里的多元，指的是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习俗多元、区域差异多元、发展阶段多元，还叠加了现代社会的观念多元和利益多元。其三，国际竞争激励。国际领域客观上还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半丛林化自然状态，一个地缘位置重要、文化迥异、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即便自身安心发展，也必然遭致干扰、挑战和威胁。其四，现代转型。中国依旧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心任务仍是追赶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要言之，“复杂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的根本任务是：追赶条件下多元巨型社会的有效治理。

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现代政治，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就是政党，政党都是政治活动的主角。但是，不同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通过自我牺牲在历史中获得了人民的认可。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新中国，取得了不容否认、举世瞩目的治理成就，进一步巩固了人民的认可，也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就政党类型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兼容并蓄型”政党，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强有力的大众动员能力;既有利益整合能力，又有政策转化能力，还有象征性认同功能。这些因素综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厚基础，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广泛认同，为实现有效治理注入了强大力量。“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有效治理“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将确保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稳健前行。

(作者 王若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副教授)